"乌托邦"书摘_英国现状

[提要]:《桃花源记》的艺术特色本文节选自《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》,作者:颜健富,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作为追寻理想社会的文本,各代绵延不绝,使得“乌托邦”有其意义演变的轨迹,不同语境牵涉到特定文化的再现,一旦历史情景转化,“乌托邦”的内容或形式便会变化。放到历史情境中,我们得考量“乌托邦”译入晚清中国时涉及的翻译问题。词义如同一竞逐空间,在中西坐标上召唤/拒斥、挪用/变革某些质素,装满各种方案,参差驳杂,正如萨义德(Edward W. Said,1935—2003)所谓的“理论旅行”及随之而来的意义转变。循此,笔者将于本节探讨晚清时人因其不同的立场、理念、位置而在翻译“乌托邦”时出现的表述方式。

“乌托邦”一词创自摩尔于1516年发表的专书《乌托邦》(Utopia),描绘废除私有财产与实行平等制度的理想社会。就语源而言,Utopia一词的希腊字根解释有二:Ou-topos,“ou”是“无”的意思,“topos”则为“场所”,是世上所无的场所;Eu-thopia,“eu”是“美好”之意,是美好的地方。摩尔通过“一个既美好又子虚乌有的地方”寄寓个人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政治对抗。全书第一部分通过拉斐尔 · 希斯拉德(Raphael Hythloday)批判英国现状,揭露欧洲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;第二部分则全面勾勒乌托邦的空间视野与具体内涵,如法律、工作、衣着、娱乐等,描绘废除私有财产后的理想社会,共构成以“苦难”与“美好”的对照框架。


一直要到三百多年以后,“乌托邦”此一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。一般认为,“乌托邦”最早为严复所译,可是就笔者掌控的资料,“乌托邦”一词的翻译应比严复更早。从晚清传教士编的“英汉辞典”追溯,已出现“乌托邦”此一词条。德国传教士罗存德(Wilhelm Lobscheid,1822—1893)早于1866年至1869年间于香港出版四卷本《英华字典》(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)及日本井上哲次郎(1855—1944)于明治十六年(1883)增修出版的《增订英华字典》如此说明:“Utopia,n. 幻乐之地,丰乐之地,安乐国,蓬莱。Utopian,a. 安乐国的,照安乐之国。”作为辞典的形式,罗存德显然考量到阅读对象与解释功能,因而通过中国读者熟悉的概念如蓬莱、幻乐、安乐等词语界定Utopia。以中国固有概念翻译外来词的做法普遍出现于晚清文化界,最有名的例子乃是以“格致”翻译“Science”。因此,“乌托邦”一开始传来中国,便抽离掉摩尔《乌托邦》批判现实及关怀社会的精神,“召唤”出中国的传统资源,使得“乌托邦”此一概念进入安逸静态的诠释空间。此一辞典由于集马礼逊(Robert Morrison,1782—1834)以来英汉辞典之大成,备受瞩目,发挥影响,如后来发行的《商务书馆华英字典》(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)便在Utopia的词条下解释为“极乐之地、安乐国”。

相比起传教士的翻译策略,中国知识分子翻译“乌托邦”时融入个人的忧国情怀及救国理念。严复于1894年所译《天演论》指出“乌托邦者,犹言无是国也,仅为涉想所存而已”,指出此概念的哲理面。1901年至1902年,他翻译亚当 · 斯密(Adam Smith,1723—1790)的《原富》(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)时,可看出从“仅为设想所存而已”的哲理面靠拢向政治面,其中“部丁”篇二指出:“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国俗,望其一日商政之大通,去障塞,捐烦苛,俾民自由而远近若一,此其虚愿殆无异于望吾国之为乌托邦。”严复在译文中附加小注更明确指出《乌托邦》的作者与内容:

乌托邦,说部名。明正德十年英相摩而妥玛所著,以寓言民主之制,郅治之隆。乌托邦,岛国名,犹言无此国矣。故后人言有甚高之论,而不可施行,难以企至者,皆曰此乌托邦制也。

从上可见,中国早期于对“乌托邦”的翻译多是“乌托邦”。严复对于乌托邦的翻译已相当完备,从西方的乌托邦脉络切入,凸显“Thomas More”“Utopia”其人其书与著述年代、学理内涵等。严复以“民主之制”“郅治之隆”诠释“乌托邦”,已不同于罗存德的“幻乐之地”,反映出其救国位置与追寻“原富”的理念。

从严复的个案,可看出摩尔的著作已被晚清知识分子接触,但是此书甚迟译入中国。笔者曾于大陆及港台多地图书馆追踪,发现最早的中译本应是刘麟生(1894—1980)翻译、上海商务出版社出版于1935年的《乌托邦》。专门搜罗与整理民国图书出版信息的《民国时期总书目(1911—1949)》反映同样的信息:“《乌托邦》,1935年11月初版,商务印书馆,英摩尔(T. More)著,刘麟生译。”以此判断,晚清知识分子早在《乌托邦》译成中文前便通过其他渠道接触此书,最有可能者是通过日译本阅得。事实上,经常翻译西方科幻作品的日本译者井上勤(1850—1928)早于1882年便以日文翻译此书,可是不采取音译,取其内容大意,名为《良政府谈》。对于晚清知识分子而言,“井上勤”绝非陌生的名字,他翻译的科幻或冒险小说大量进入晚清文化界,如《一千零一夜》《鲁滨逊飘流记》《环游月球》等。

光绪二十八年四月,维新失败后仓促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书信——《与康有为书》中论及“大同”学说时,称英国德麻摩里“著一小说,极瑰伟,弟子译其名曰《华严界》”。梁启超信中的“英国德麻摩里”乃是英国人摩尔,《华严界》则是《乌托邦》。梁启超选择“华严界”来翻译“乌托邦”,反映时人对于佛教资源的大量利用。严复、马君武、梁启超、鲁迅等人都曾以“华严界”比附西方的“乌托邦”概念,可见在缺乏“未来”书写的文学传统中,佛教具有“来世”的承诺,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时人更易于挑选来表述具有“未来”意识的“乌托邦”,反映所译语言与被译语言的交锋,“华严界”原本寄寓的“出世”概念却在翻译中成为具有“入世”色彩的“乌托邦”,使得传统概念卷入“翻译现代性”的历程,呈现新义。当晚清作者以固有的概念比附外来观念时,“节外生枝的加以阐释推论,同时显然的本着固有观念紬绎其理论系统”,衍生各种驳杂的意涵,亦无法忽略其内在可能的联系。在各种佛教词汇中,“华严”一再成为“乌托邦”的比附,实可呼应“真空妙有”的哲学传统:“理想世界子虚乌有”的“乌托邦”与“万象庄严华美”的“华严界”比附,一为“真空”,一为“妙有”,相互指涉,彼此寄寓,产生创造性的交融。就“真空妙有”论而言,“华严界”与“乌托邦”并非处于“对立”的关系,却如“真空”与“妙有”般“相容而互即”“交摄以相含”。

从概念翻译的角度而言,最有系统译介“乌托邦”的论者并非上述的严复、梁启超等人,而是较不受今人重视的马君武,于《译书汇编》与继之而起的《政法学报》发表多篇阐述“乌托邦”的文章。出生于广西桂林的马君武曾先后赴日本、德国、法国留学,精通日、英、法、德文,翻译过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。再观察马君武发布文章的场合——“译书汇编局”,乃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机构,自1900年12月于东京刊出《译书汇编》,1903年改名为《政法学报》,主要译介偏向政治内涵的欧美法政名著,如译卢梭《民约论》(The Social Contract)、孟德斯鸠(Montesquieu,1689—1755)《万法精神》(The Spirit of the Laws)等。一旦“乌托邦”进入此富有政治理念的作者与刊物的脉络,其概念必从原点到接受点的移植过程中受到新的接受条件(如政治学理)的冲击,进而在新时间和空间中产生新语义。1903年3月,马君武于《译书汇编》发表《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》,从题名便可见他有意将摩尔纳入“社会主义”的脉络。虽然,马君武仍采取类似梁启超以“华严界”解释utopia的阐释方法,可是注入个人的社会主义的理念,使得概念经由“旅行”而产生转调。该文这样介绍《乌托邦》的时代背景及意义:

距今三百八十四年以前(今年千九百零三年),欧罗巴大陆上政治、宗教、社会之腐败,俱达于绝顶,而破坏改革之机,萌动而不可遏也。英伦乃有一小书出世,此小书者,实为欧洲改革之原动力。著此书者即德麻司摩儿(Thomas More),而此书之名,即《华严界Utopia》是也。

内文系统性介绍“乌托邦”的意义:

华严界者Utopia,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。是虚境者,乃一乐岛,远莫能致。此乐岛中,住有完全社会。一切人类,生活快乐,宪法纯净,政府无恶。简易欢喜,以终其生,无有扰乱险恶一切诸难。此世界真有此乐岛乎?抑无此乐岛乎?曰:是不过诗人之游魂,哲学家之梦想,遇焉游焉而已。理想高远之士,寄身尘球,社会之罪恶,政治界之非行,日构于其目;人民之惨苦无助,呼号哀怨,日接于其耳。或怒或怜,或泣或歌,悲来填膺,无可告语,不得已寄奇想于虚州,托芳情为诞说。国无人莫我知兮,将以俟诸百世之下也。此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所以出现,而此世人遂多一种Utopia之新学说矣。

此一解说传达了几个重要的意涵。首先,他指出乌托邦是诗人之游魂、哲学家之梦想,把握词源的“Utopia”的“乌有”意义,勾勒出乌托邦的虚幻特质;其次,“乌托邦”是理想高远之士因目睹“社会之罪恶”“政治之非行”“人民之惨苦”而“不得已寄奇想于虚州”的想象,点出“乌托邦”反转现实的功能,映照出现实的匮缺;第三,该文精确指出“乌托邦”的精神意义与幸福观,民众生活快乐、宪法纯净、政府无恶。此足以说明马君武对于“乌托邦”的精确掌控,不再是翻译者笼统的诠释,而是能深入到学说特质、内容与精神。

马君武的学说经常中西杂用,使得华严界、极乐世界等来自不同脉络的概念都可用来指涉注入“社会主义”的“乌托邦”。1903年4月,就在《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》发表的隔月,马君武于取代《译书汇编》的《政法学报》第一期发表《社会党巨子加菩提之〈意加尼亚旅行〉》,介绍法国社会主义者加菩提(?tienne Cabet,1788—1856),将加菩提的著作The Voyage to Icaria与摩尔的Utopia并列为“改造社会之新模范”。他在文章结尾处加了一个“按”,标志出中西理想视域的差别:

按《列子》之华胥国,陶渊明之桃花源,皆与此等学说最相近。然泰西既立一言,则必求其能实行于世。前死后继,故能建立社会主义,而握今世莫大之权力。列陶之徒,放言自恣而无实行其主义之心,故世人亦止以游戏文章读之而已。此则诚可叹也。

马君武将文学、思想界的各派学说并列比较,指出各学说的差异在于“实践性”,列子“华胥”、陶渊明(约365—427)“桃花源”不具实践性,止于“游戏文章”,可是“社会主义”却能付诸行动,具有改造社会的功能。当然,此种区别源于马君武个人的价值判断,列陶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与其说是游戏与行动的区分,倒不如说是其学说内涵的差异。

大体而言,发展至马君武,“乌托邦”一词已从简单的翻译进入学说论述的脉络,反映出论者对此概念的掌控,更能阐发其源起背景与学说脉络。若我们追踪到清朝结束的1911年,隶属晚清“江苏常熟人”文艺圈、《小说林》编辑的黄人(字摩西,1866—1913)所编的《普通百科新大辞典》如此解释“乌托邦”:

乌托邦:理想上假设之国,无所在之意。其国政治上、社会上,一切调度,无不完备。多麦司·摩亚所作寓意小说中,所载普通选举之共和国,为一夫一妇、信仰自由、禁止货币等之一社会。

同属工具书范畴,比起数十年前传教士《英华字典》的翻译,此《普通百科新大辞典》对于“乌托邦”一词的翻译与解释已臻成熟,精确指出该词的核心概念、来源与学说内涵,凸显其对政治与社会的强烈关怀,已非昔日的蓬莱、安乐国等更偏向隐退封闭的静态空间的诠释。从罗存德的辞典到黄摩西的百科全书,“乌托邦”概念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,却是经历连串的表述策略的转变,成就了一套经由“旅行”的“乌托邦”概念,经由中西概念的挪用与拒斥,交错/混淆/重叠出一套理想图像,展现出处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批判与社会期许。

本文来源: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:安梁_NN206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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